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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愈來愈像一個互不信任的社區，而香港，或許將成為其中一個避難所，但未必是理想國。」
美國國務卿盧比毆拋出震撼彈，表示將推動立法禁止中國學生進入美國，尤其針對那些與中共高等院校和國安體系有聯繫者。香港特首李家超則迅速回應，表態「歡迎所有受到美國政策歧視的學生來港學習」。一開一合之間，展現出當代國際政治角力下香港角色的微妙轉變，也牽動了對香港教育與社會未來深層次的憂慮。
曾幾何時，香港年輕人在國際舞台上備受青睞，英語能力強、自由開放的教育體制、多元價值觀養成批判思維，令「香港學生」成為一種被信任的國際標籤。然而，自從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的國際形象急轉直下，不論是留學生被查背景、學者赴外受限、還是新聞自由指數暴跌，香港人早已發現自己逐漸被排除在「國際自由圈」之外。
如今，中國學生赴美受限，表面上似乎與香港無關，但實際卻可能是香港國際地位的另一個轉捩點。因為李家超的表態，將香港擺在一個「替代方案」的位置上，試圖扮演美中教育脫鉤下的「緩衝地」。這種定位，對香港來說，既是機會，亦是風險。
從表面看來，歡迎受美國政策影響的中國學生來港，是一種擴大教育輸出的戰略行為。若以北京的語境來解釋，這不啻為「文化自信」與「人才內循環」的完美示範。然而，筆者認為，這政策所反映的，不僅是北京在外交困局中對香港角色的新想像，更深層地，是將香港教育系統變為一種政治工具——一個「友善的中轉站」。
試想，若大量原定赴美的中國學生轉而選擇香港，不單擠壓本地資源，亦可能對本地教育氛圍產生改變。這些學生多為菁英出身，卻來自強國體制背景，是否具備批判性思維？是否尊重言論自由與學術自治？對於仍維持某程度自由思辯的港校來說，是否會構成潛在的價值摩擦？當學術圈中對「愛國」的定義愈發狹隘，香港大學教育還能否維持其多元、開放的本色？
從香港高校過去十年逐步內地化的發展來看，這項政策恐將加速香港「再中國化」的進程。教育制度原本是社會價值傳承的根基，一旦過度向某種國家意識形態傾斜，不僅削弱學術自主，更可能改寫下一代的世界觀。
筆者尤為擔心的，是學術自由與學生多樣性的喪失。當不同聲音逐漸被視為「不和諧因素」，當求知變成求「正確觀點」，香港的大學還是大學嗎？一旦學習環境由國際化變為同質化，香港的教育競爭力終將受到重創。
此外，內地學生數量劇增亦會推高校內語言、生涯輔導、住宿等各項資源壓力。當政策口號變成「以量取勝」，質量與公平將無從兼顧，而本地學生或國際學生的空間將愈壓愈窄。
美國針對中國學生的政策，其實並非首次。早在2020年，川普政府已取消與解放軍有關聯的大學畢業生赴美簽證。而盧比歐此番言論，則將戰線擴展至「全面審查」，可見華府早已將教育科技視作國安領域的一部分。
在這種背景下，香港被納入中國教育戰略範圍，實屬自然。然而，這也意味著，香港不再是一個中立之地。若美國及其盟國進一步擴大簽證審查範圍，未來甚至不排除香港高校學歷或師資被質疑的風險。
換言之，當北京視香港為「人才內循環」的口岸，華府亦可能將香港列為「技術輸出風險地區」。屆時，香港教育將不只是地區競爭問題，而是身處新冷戰教育戰線的前線。
筆者作為一名居台港人，對此感觸尤深。在台灣生活多年，看著本地高校如何守住學術自主、如何平衡本地與外來學生比例、如何處理校園內的意識形態差異，誠然深覺香港的道路愈走愈難。
李家超的「全面歡迎」不單是一種政策宣示，更是一種政治姿態。然而，政策設計是否考慮過教育制度本身的承載力？是否思考過社會氛圍的變化？筆者看不到。若只是倉促地「接盤」，不設限、不審查、不區分學術與政治背景，只會讓香港的教育空間進一步擠壓，最終反噬本地學生與學者的生存空間。
教育，是一項慢工，亦是一座城市的靈魂。當政府視教育為外交次要工具，香港將再失一寸立足國際的高度。筆者深切希望，有朝一日，香港能重拾「知識無界、思想自由」的初心，而非成為強權下的知識中轉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