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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i 中央廣播電臺 
引發社會關注的剴剴案，保母將於13日進行司法宣判，同時也引發社會關注社工角色與專業訓練。究竟社會安全是否出現漏洞，社工要如何有足夠辨識受虐風險的知能，在輿論與制度改革聲中，剴剴案成了一面鏡子，映照出社工長期未解的結構性困境。
受到各界矚目的剴剴虐童案，保母進入司法宣判階段，將於13日宣判，這案不僅讓社會再度討論兒少安置、收出養及保母制度，更引發各界關注，負責剴剴收出養媒合的兒童福利聯盟的陳姓社工。
剴剴案於2023年底爆發後，陳姓社工因涉嫌未善盡查訪、未即時通報剴剴受虐情況遭北檢調查，並在到案時遭警方上銬、移送地檢署，「社工上銬」這一幕不僅震撼了整個第一線社工界，也點燃了各界對兒盟社工的檢討聲浪。
對社工而言，這不僅僅是社會安全網制度需要調整的警訊，也是第一線社工職能訓練與工作量反思，更多是第一線助人工作者面對資源匱乏、人力不足等問題。
「一人多角色」困境 收出養社工交織著剴剴社會安全網
1歲半的剴剴原生家庭功能不彰，新北市社福中心開案後因外婆也無力照顧剴剴，因此外婆將剴剴委託兒盟進行收出養評估程序，然而，因兒盟沒有安置機構與寄養家庭，陳姓社工便透過兒盟過去合作過保母，找到台北市文山區劉姓保母，自此也成為剴剴走向悲劇的起點。
台北市社工職業工會副理事長沈曜逸表示，從剴剴案可以看出，兒盟的陳姓社工角色，必須身兼剴剴原生家庭收出養評估、負責找安置照顧及媒合、評估收出養資源等，「媒合串接資源及出養預備佔據出養社工大部分工作時間」。
沈曜逸指出，由此可見出養社工角色並非主要是監視兒少風險，而是幫孩子找到他下一個適合的家庭。他表示，剴剴案便是在這樣制度下的犧牲者，案件發生至今，許多關鍵資料仍未完整揭露，因此難以斷定陳姓社工當時為何未能察覺孩子異常狀況。
同樣身處第一線社工，沈曜逸坦言，至今仍難以判斷當時情境，沈曜逸說：『(原音) 其實還有很多的資料，現在都還沒有出現的，所以我們不太知道能判斷(陳姓)社工，她究竟為什麼無法看到孩子出了狀況，然後她無法判定，到現在像我自己身為社工，我是還沒有辦法去判定這件事情，但是現在很多坊間大眾都會說，他(剴剴)這麼瘦，怎麼沒有辦法去判定之類的話，我覺得有點就是事後的上帝視角。』
社工目標相異 收出養以合作導向 兒少保以究真導向的分野
目前擔任兒少保護領域社工Abby（匿名）表示，兒少保護社工的核心任務，是辨識危機與揭露真相，與收出養社工任務，則更近似於建立關係與資源媒合，兩者社工職能訓練與執行目標存在著差異。
Abby表示，兒保社工的視角以「探究」為出發點，社工被訓練「找出受傷真相與家長照顧困難」，是否構成對兒童身心的風險，並以此依據啟動通報或保護程序；但相較之下，收出養社工則習慣與各類照顧網絡建立合作關係，但也可能變成依賴照顧者或安置單位所提供的說法。
Abby提到，既有合作經驗上，收出養社工很少將保母、寄養家庭或兒少安置機構視為「潛在傷害」，因為他們的任務是讓孩子順利銜接至下個家庭，而不是找出加害人，Abby說：『(原音)做收出養二三十年來，事實上沒有那麼多案件的照顧者，就是這些臨時幫我們照顧的出大包的狀態，他們(收出養社工)基本上都是，大家都會很高興說，祝福他們可以去下一站，可以去更好的地方，因為他們都是短期的照顧，不會是無限長期做照顧一兩年或兩三年，不是那樣子的角色的時候，大家都是會知道說，我要努力的照顧他(收出養童)，讓他好去下一家去過好日子，所以他們過去面對的這些協助的資源，都是這樣子的對象，所以當你長期面對的都是這樣的對象，就是你好、我好這樣的對象時，他完全沒有一個可能性或者放進他訓練裡面想說，他(安置資源)會不會可能是邪惡的或可能是一個壞的。』
目前在公部門家防中心擔任兒少保護社工的Grace（匿名）指出，兒保社工每年都需接受「傷勢研判」的專業課程訓練，對兒童傷痕系統性辨識，評估其是否為意外造成，或疑似虐待的可能。她舉例，像孩子額頭撞傷，我們會推敲說法是否合理，是正面跌倒還是側面擦撞？傷口位置是否與照顧者的說法吻合？另外，社工實務上也會透過遊戲、擁抱等方式與孩子互動，用來了解身體反應與情緒狀態，這些細節都是判斷關鍵。
Grace坦言，部分的收出養社工未必具備相同敏感度與警覺意識，尤其在首次發現傷勢時，若太過依賴照顧者的解釋，或未建立與孩子的有效溝通機制，就容易錯失通報兒虐的時機。
剴剴案後評估、安置回歸政府 轉軌壓力下急需資源與再訓練
剴剴案後，衛福部調整政策方向，未來要求兒少收出養前安置評估與資源媒合，全數由地方政府承擔，意圖強化公部門主責角色，用以回應外界對民間收出養單位「把關失靈」批評。
Grace直言，兒少保護第一線社工原已負荷沉重，如今不但要重新承擔收出養兒少的前置評估，還需投入安置媒合、風險判斷與後續追蹤等工作。「這原本就是一個收出養專業，現在變成地方政府得從頭學起」。
Grace強調，剴剴案後檢討機制轉銜的過程，急需要人力與專業訓練，非「一刀切割任務」，此舉在未增設人力與訓練資源前，形同將風險從民間單位丟回政府社工手中，Grace說：『(原音)出養是一個專業的工作，其實我們都要把這個東西、還要評估這件事情，等於是好像在幫他們做這個評估，社工還要再學習這一塊部分，然後還要再幫他們(收出養童)找資源、找媒合等等，可是因為這些系統統、資源，其實民間單位比我們，因為民間立場真的更可以找出各式各樣的東西給我們，他們也有他們的評核機制，那這個到底是屬於單一事件 還是屬於是說，應該怎麼樣調整，而不是把他東西整個就收回來(政府)，那我也不知道現在我們第一線社工到底要怎麼做。』
Abby則指出，公部門的角色雖應強化，但若未同步建立跨單位合作與彈性轉介機制，恐加劇社工現場壓力，她強調，找安置床位一直是政府社工沉重的負擔，因難尋床位而將壓力外包給兒盟或其他收出養單位，但當政府將出養安置轉回政府社工手上，仍不見增加安置床位的設置，政府社工又該如何照顧需要安置的弱勢兒少？
社工界「究責個人」與「體制檢討」並存
沈曜逸指出，他觀察剴剴案後，社工界內部出現兩派聲音，一派認為涉案陳姓社工未盡職責，應自行面對法律後果；另一派則認為，體制才是真正應受檢討的對象，但在資訊未完整公開前，大家都在用想像與新聞解讀事件真相。他呼籲，社工界應集體反思，設立專業對話平台，社工需要的不只是檢討，更需要從制度、訓練與資源配置等層面重新梳理問題。
Grace語氣沉重坦言，社工不是不願意承擔，而是沒有足夠人力與資源去應戰。剴剴案後檢討，看似回應社會期待，但實際在未補足資源與訓練之前，對社工的期待卻是無形加重。
Abby則表示，不論是社工還是保母，都在這次剴剴案輿論風暴中首當其衝，甚至面臨刑責與公審。這場悲劇是否為個案，或是更深層結構失靈，至今仍無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若制度持續讓單一社工承擔多重角色及任務，無更多人力支援，忽視督導機制及組織工作流程內涵的檢視，最終將不只失去一位孩子，更可能失去整個專業體系的信任與士氣。她強調，「我們不是神，也不是機器，我們只是試圖在資源不足中撐起孩子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