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對社會變革的反思
1996年，阿爾巴尼亞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了很多承諾投資者會得到高回報的融資公司。最高峰時，阿爾巴尼亞全國的三分之二的民衆儲蓄都投入了這股龐氏騙局的大潮裏。1997年隨著龐氏騙局的接二連三地爆雷，很多人傾家蕩產，阿爾巴尼亞終於爆發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的社會危機。危機最後導致社會秩序失控，軍械庫遭搶，人們上街打劫，街頭發生槍戰，作者家的窗臺也落滿了不知從何處飛來的子彈，最後阿爾巴尼亞不得不藉助國際維和部隊進場恢復秩序。據稱這場危機導致阿爾巴尼亞全國2700多人喪生。危機再次造成了難民的大出逃，作者的母親和弟弟也在這次危機發生後作爲難民逃到了義大利。在這次的渡海逃難中，還發生了義大利海軍巡邏艇爲阻止一艘運載難民的船隻靠岸，意外將船撞翻，釀成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80多人溺水身亡的慘劇。
這場動亂過後，作者也從都拉斯的喬治•斯坎德培高中畢業。經過她的深思熟慮並得到家人的同意之後，決定出國學習深造。之後經過在國外的十載寒窗苦讀，她分別獲得了羅馬大學的哲學碩士和文學新聞碩士學位、佛羅倫薩歐洲大學學院的政治理論博士學位，之後進入劍橋大學博士後項目，並最終於2011年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任教。
這本書記述了作者從1979年出生到1997年出國爲止的18年生活歲月。這既是一部個人成長的描述，也是國家歷史片段的寫實。所謂「少年不識愁滋味」，人的孩童時代永遠是快樂的。因爲家庭出身，父母被當局視爲「另類」，但童年時代的作者並沒有因爲出身問題活得不自在，在她的記憶中，少年宮和夏令營給了她兒時的歡樂。在此之前，對學校灌輸給她的那套説教深信不疑，並爲此感到自豪。然而1990年底的社會變革如同地震產生的地裂，將國家的歷史徹底分割。她曾經信仰的共產主義理想成爲歷史的垃圾，她爲此感到恐懼和迷茫。之後的八年閒，新聞輿論解禁、反對黨誕生（作者的母親也曾加入了新成立的民主黨，一度活躍在政治舞臺），國營企業紛紛倒閉，失業大軍飆升，社會治安紊亂，直到1997年的危機大爆發。這一切的社會變化令她眼花繚亂。1990年和1997年是阿爾巴尼亞的兩個歷史拐點。用作者的話來説，1990年雖然產生了社會混亂，但是人們多少對未來還保有一綫希望，而1997年的危機徹底使人絕望。這一切使她變得性格早熟，養成了一雙觀察社會的慧眼。在這本書中，她既否定了1990年之前的舊社會體制，也對1990年12月之後新社會體制予以了批判性的反思。高中畢業後，她決定出國深造選修哲學專業，以講授教授馬克思、研究馬克思為專職，撰寫了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書籍文章。對此，她的家人和其他人感到費解，她有一位表親曾對她母親說：她爺爺十五年的監獄算是白蹲了，他怎麽也沒有想到，他的孫女居然跑到國外去為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辯護。
在我看來，作者研究馬克思主義並非意味著要充當舊社會體制的衛道士，而是對社會的變革並沒有給世人來來預期的希望，反令人更加失望，過去的社會主義理念與今天的自由主義現實的矛盾對撞這一現象，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書中，她列擧了從未遇到過的社會新問題：
「腐敗是最新流行詞。一切邪惡，無論是如今的還是過去的，個人的還是政治的，人性問題還是制度缺陷，問題都可以用『腐敗』一詞解釋。當經濟自由化遇到政治改革時，它們沒有像某些人承諾的那樣和諧相融，反而滋生了腐敗。……雖然國家曾試圖對人性實施社會主義改造。……腐敗極難對付。它就像『海德拉』( 古希臘神話中的九頭蛇)，砍掉一個頭會生出兩個來。腐敗自有其運作邏輯，但無人樂意索解，更別説挑戰它的前提。」
「將責任抹除乾淨，假裝大家自始自終都是無辜的，似乎是更明智的辦法。大家唯一可以公開點名的作惡者，是那些已經死去的，因爲他們無法辯解，也無法脫罪。其他人都搖身一變，成了受害者。所有倖存者都成爲贏家。找不到施害者，能怪罪的只剩下理念了。」
從阿爾巴尼亞反思中國
本書英文的主標題是「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History」，之外還有一個大標題「Free」。作者在書的結尾之處寫道：「我的世界與我父母試圖逃離的世界一樣，都離自由很遠。兩個世界都沒實現自由的理想，但二者的失敗有著截然不同的形式。如果不能明白這一點，我們將永遠分裂。」
1989年那一年，我們這些將自由視作神聖目標的人們，既為「六四慘案」 慘案義憤填膺，也爲「柏林墻」的倒塌歡呼雀躍。從那時起，中國與東歐各國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對中國而言，國際舞臺上的那些「同志們」已不復存在。中國當權者一邊以冷眼旁觀的心態注視著東歐各國發展，一邊鼓勵國人「悶聲發大財」以遠離政治。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曾以經濟的高速發展令世人刮目相看。中國發展模式也被那些實行獨裁專制的國家視爲典範。相反，東歐各國，除了波蘭、捷克這些較爲發達國家轉軌順利之外，前蘇聯地區、巴爾幹地區依然是跌跌撞撞。特別是巴爾幹地區，因爲長期以來所困擾的民族糾紛、宗教信仰的諸多錯綜問題，依然沒有將「歐洲火藥桶」的這頂帽子甩掉。於是乎，中國似乎感覺有了底氣，就想以中國模式建立所謂的「國際命運共同體」 。但是我們通過這本書所列舉的阿爾巴尼亞改革之後的各種社會亂象，如前所述，中國除了沒有政黨大選和新聞自由以及比阿爾巴尼亞披上了一層光鮮亮麗的經濟發展外衣之外，幾乎和阿爾巴尼亞社會一樣。前些年，中國以經濟發展的確贏取了世人矚目。但是，隨著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熄火，房地產泡沫破滅引發的金融危機，在國際上以中美對抗的新冷戰的形成。中國社會所積纍的各種危機開始顯露和加劇。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中國經濟發展了四十餘年，然而中國的人文教育體系依然是與1990年之前阿爾巴尼亞一樣的陳舊僵化的「紅色説教」繼續灌輸給中國的新一代。這種僵化的教育體系無疑會使接受這種教育的年輕一代與社會現實產生斷層，並給未來的社會埋下定時炸彈。與東歐不同，中國不是採取「休克療法」，而是以「飲鴆止渴」 的慢性自殺方式，將社會的定時炸彈甩給後人。但越是回避社會矛盾，社會矛盾就越是積重難返，一旦社會發生全面危機，其積累多年的社會火藥桶的爆炸當量與阿爾巴尼亞1997年社會危機程度是所無法比擬的，而這個爆炸臨近點現在看來已經離我們愈來愈近了。當社會矛盾的火藥桶總爆發之後，否能使中國得到浴火重生，走向一條正常健康的發展之路？通過這本書的啓示之後，我對此並不持樂觀態度。
延伸閱讀
《在阿爾巴尼亞長大》（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History）讀後感(一)
《在阿爾巴尼亞長大》（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History）讀後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