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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文章中我們提到了一個歷史事件，2014年的雨傘運動，當中幾個佔領區當時都是由不同香港運輸行業的工會、商會等向香港法庭申請禁制令，來為香港政府取得法庭手令的情況下進行清場行動。上回大概講了一下的士(taxi，即計程車)工會在現在慘成韭菜被香港政府用完即棄，這次大概回顧過往的士行業與香港政府的緊密關係，以及今日被政權割韭菜的情況對比。
香港的士制度性問題
香港的的士業界與台灣有很多不同之處，香港的士分為三類：市區的士、新界的士和大嶼山的士，每種的士都有其特定的服務範圍，且需要相應的牌照。而當中最不一樣的就是車與牌照是分開的，很多開車的的士司機都不是的士牌持有人，許多司機並不擁有牌照，而是從牌照擁有者那裡租賃。租賃費用一般是按月支付，價格取決於市場行情。而由於這個的士的牌照在香港屬於稀缺資源，其買賣價錢通常以高價買賣，2013年是的士牌價的最高峰，市區的士牌價已達到約600萬港元（約2400萬新台幣）的高峰。
香港的士業界的霸權
如同香港高地價政策配合之下，讓地產商會以更高價錢賣出房屋一樣，同樣是香港政府在政策上的配合，成就的士牌的炒賣；香港的士牌照自從1997年7月起就沒有再發過新牌，形成現有牌照數量的稀缺性，因此的士業界與香港政府之間有一個共生的關係。當中，在主權移交前的親英，移交後又親共的三姓家奴——譚惠珠家族，就與的士牌照的利益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
譚惠珠擔任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時，未有申報其持有的士牌炒賣公司「先達的士公司」的股份，這些股份占據公司約五分之一。此事被揭發後，譚惠珠被指存在嚴重的利益衝突，因為她的職務可以影響的士牌照的發放政策和市場動向，而其家族所持有180個香港的士牌照，約為牌照總數的1%，以一個牌照價值600萬港幣的高峰期估算，這個政商體系家族光是的士牌照上的資產就高達10.8億港幣(約43.2億新台幣)！
在官商共謀的既得利益體制下，的士業界自然亦是香港政府其中一個掌握的板塊供其需要時使用。兩個的士的相關組織，「的士車主協會有限公司」以及「全港的士總會有限公司」就曾經在雨傘運動時成為政府的白手套，去法庭申請在旺角以及銅鑼灣兩地之禁制令，而香港法院最終批准了這些禁制令，使警方能夠在法律框架內進行清場行動，驅散佔領區內的示威者。而往後在反送中運動中，的士業界亦繼續活躍於香港親共派的動員當中。
共謀體系平衡的破裂
當了那麼久的政治盟友，但香港政府在中國資本的遊說與介入下，政府與的士業界的共謀體系開始破裂。前有2014年時香港政府的投資推廣署引入Uber到港營運，10年以後，來的不是外資而是北大人的中資，中國最大的網約車公司滴滴出行（Didi Chuxing）於2024年在香港進一步擴展其服務，包括跨境車服務，讓用戶可以從香港前往深圳、廣州等地。另有阿里巴巴旗下的高德地圖（Amap）於2024年3月也進入香港市場，提供類似的網約車服務。更重要的是，滴滴計劃在2024年於香港上市，進一步加強其在香港市場的存在與佔有率。前有Uber後有中資，在反送中運動後的香港不會再有力量去反對中國資本全面進場，而中資當然亦不會以高成本向香港的士公司購置車牌，換言之，就只剩下香港政府在中方壓力下放寬網約車合法化一途，只要時間成熟，滴滴大軍自然是水到渠成，走遍全港。
再無需要討好本地市場的香港政府，自然不會再視香港的士業界為有價值的政治盟友，中資的網約車公司只會慢慢取代香港的士的位置，令其在香港市場日漸邊緣化，如同韭菜一樣剩下被收割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