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文化香港」寫墓誌銘─在紅樓紀念碑被破壞之後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人生遭遇兩次「痛徹心扉」 沒料到「紅衛兵」可以轉世

我被不少台灣朋友戲稱為「碑考達人」，蓋因副刊藝文記者出身的我，今年在台灣出版了《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一書。該書從文資保育角度去記載考證中國大陸各省的國軍抗戰紀念碑或公墓。這些建築在1949年後，因其「反動遺跡」的大帽子，多數難逃被破壞之厄運，徹底消失的更是不在少數。我一直期望，破壞紀念碑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衰事，永遠只停留在過去、停留在那個極左年代的中國大陸。

幾日前，我去參加台灣作家蔡詩萍大哥的廣播節目。他問我：看到那麼多在大陸的國軍紀念碑被破壞，心中有何感想？我苦笑回答：痛徹心扉。只是沒想到，我心中留給那個舊時中國大陸的「痛徹心扉」，也在今日香港複製。

畢竟，我們未曾想過：「紅衛兵」竟然可以異地轉世輪迴。看新聞才知道，有人破壞了香港紅樓的孫中山紀念碑，剷除了碑文。我第一反應是：太可惜了，之前沒有將那些碑文抄錄下來。進而緩過神來，才感知到這是發生在香港——破壞紀念碑這種下九流的壞事出現在香港，證明香港也和國際一流城市的品格說再見。

我一直覺得，文化歸文化，政治歸政治，不能因為政治見解的不同，就去破壞文化歷史。這次，我為自己痛徹心扉。畢竟在香港從事副刊藝文寫作多年，我一直期許透過自己的一支筆，讓該留的文化留下來。如今香港因紀念碑被破壞而變得下流，文化保育的理想在暴戾之徒面前如此不堪一擊，我不但覺得自己沒面子，更深感自責。

劍指台灣官方 無人認領的「豐功」

這次被剷除的碑文，多和台灣官方有關，針對性極為明顯。被破壞的五至六塊石碑中，至少有三塊是由時任台灣官方駐港代表（舊稱「中華旅行社負責人」）題寫的。這三人分別是李登輝時代的駐港代表鄭安國、陳水扁時期的駐港代表鮑正鋼以及馬英九時期的駐港代表楊家駿。鄭安國題寫的《碑記》乃是一篇典範白話文，行文流暢優美。鮑正鋼則走復古風，以文言文題寫了《重修記》。楊家駿則是為建國百年題寫了八字聯語。

對我們這些碑考文史工作者而言，這些誌文題刻是研究香港歷史的重要文獻。而鄭、鮑、楊三人則代表了台灣三個不同時期的駐港存在。如今，他們為孫中山紀念碑撰寫的碑誌、題刻，卻全部被塗抹剷除，似乎台灣從未有過官方駐港機構。

剷除台灣官方在香港的活動印記，有意義嗎？大概剷除碑文的人自己也知道，這是搬石頭砸天——毫無用處。因為即便這些碑文不存在了，台灣還是存在於這個地球上。每天還是有大量港人向台灣駐港機構遞交移居台灣的申請文件。

經歷社會動蕩、疫情防控失敗、精英大量出走，香港如同一個敗光了家的破落戶，已毫無面子可言。沒有文化不是錯，但沒有文化卻跑出來嚇人，那就是你的錯。在這個時候，有人被紅衛兵投胎，破壞紀念碑，做出了更加令香港形象難以承受的惡事，將文化——這最後一件內衣，也從香港身上扒走了。

不過說來也怪，當年的紅衛兵革命小將去破壞國軍紀念碑，是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如今破壞紅樓紀念碑，則是如老鼠一般，晝伏夜出，「豐功偉績」無人認領。是謙虛而不冒功、還是覺得毀碑行徑不見於陽光之下，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

砸了別人的碑 也無法建立起自己的豐碑

我很想對破壞紀念碑的人說：砸了別人的碑，也無法在民眾心中建立起你自己的豐碑。二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大力祛除日本統治時代的遺跡。台南的延平郡王祠前，日本色彩的鳥居，被貼上了一個青天白日徽，似乎此徽章有辟邪功能。後來台灣逐漸民主化，一度有人想拿掉青天白日徽。但文資保育機構認為這是歷史的一部分，決定予以保留。而當年將青天白日徽貼上鳥居的威權政治，則無法千秋萬代，不僅離開了台南，也離開了台灣。鳥居上的徽章，成為了那段歷史的一個註腳。

至少，我們曾經看過那個充滿懷舊情愫的紅樓紀念碑，還是化遺憾為慶幸吧。文人的毛病就是命比紙薄、心卻比天高。碑既然毀了，我也打算高雅一回，為昔日的文化保育理想、為那個已經故去的舊文化香港，寫篇墓誌銘吧，曰：

文化香港墓誌銘

自乙未年共和革命始，及至中華民國肇建，浩氣兩間之役可計，然死節忠義之士不可數。清季革命諸君，不忍民無生息，誓覆專制之惡，期君國卒而民國立，是為主權在民、天下為公。香江一隅，屯門紅樓，瓦礫殘垣，往昔青天白日滿地紅揭揚當空。今時移事易，昨是今非、旗隱碑歿、題刻盡毀、盛景不再、文化香港之理想隨之而卒。謹以此誌，祭舊日之歲月，崇他時之光陰，祈皇天后土，永佑香江。

 延伸閱讀 
武統李毅的冷血 香港有線的熾熱 凝練出這個時代的溫度計、恥辱柱和紀念碑
兩岸三地「個性官員」命運大不同─民主決定自信 自由彰顯個性